晨光初透，异乡的窗棂上凝结着薄薄的白霜。我推开窗，寒气扑面而来，却不及心中那份等待的焦灼。算算日子，家书早该到了，可邮差的口袋里始终没有那熟悉的信封。这已是第三日了。
离乡那年，我十八岁。母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成了一尊雕塑，父亲则沉默地抽着旱烟，烟圈在晨雾中缓缓上升，像极了那些欲言又止的叮咛。临行前，母亲将一叠信纸塞进我的行囊：“记得写信，别让家里挂念。”
起初，我每周都写。信里满是新鲜见闻：城里高耸的楼房、夜晚不灭的灯火、第一次领到薪水的喜悦。母亲的回信总在七日后准时抵达，字迹工整而用力，仿佛每一笔都要穿透纸背，将故乡的温度传递过来。她写门前桃花开了，写父亲腰疼的老毛病，写邻居家娶了新媳妇，最后总不忘叮嘱：“在外照顾好自己，家里一切都好。”
渐渐地，信写得少了。不是不想写，而是不知从何写起。工作的压力、人际的复杂、独在异乡的孤独，这些如何能向年迈的父母诉说？于是信中的内容越来越简单：“我很好，勿念。”而母亲的回信依然准时，依然详细，依然以“家里一切都好”作结。
直到三个月前，父亲托人捎来口信，说母亲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，写信吃力。从那时起，家书改由在县城工作的表弟代笔。表弟的字迹潦草，内容简略，再也读不到母亲那些琐碎而温暖的细节。我这才惊觉，那些曾被我认为“啰嗦”的家常话，原来是我与故乡之间最坚韧的纽带。
如今，家书迟了三日。我坐立不安，脑海中闪过无数可能：是母亲病情加重了？是家乡遭了灾？还是邮路出了差错？每一种猜测都让心揪紧一分。
黄昏时分，我终于按捺不住，走向城西的电报局。排队的人很多，空气里弥漫着焦虑与期盼。轮到我了，我提起笔，却久久未能落下。该说什么呢？问母亲是否安好？这问题太空泛。问家书为何未至？又显得太过急躁。
最终，我只写了六个字：“儿安好，母勿念。”
走出电报局，暮色已浓。街灯次第亮起，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想起童年时，母亲在油灯下为我缝补衣裳，我趴在她膝头，听她哼唱古老的歌谣。那时的夜晚很长，长得足够做完所有功课、听完所有故事；那时的故乡很小，小到装不下一个少年远行的梦想。
如今，我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，却失去了随时可以回去的故乡。家书不再是一封简单的信，而是我与那片土地、那些亲人之间最后的、脆弱的连接。它承载的不仅是文字，更是乡音、是炊烟、是泥土的气息、是母亲手掌的温度。
夜深了，我点亮台灯，铺开信纸。这一次，我要写一封长长的信。写我窗台上新养的水仙，写公司里有趣的新同事，写昨天在巷口尝到的家乡味道的小吃。我要问母亲眼睛是否好些了，问父亲还抽旱烟吗，问老槐树是否还枝繁叶茂。
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仿佛又回到了离乡前的夜晚。我知道，无论这封信何时能抵达，无论回信何时会到来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：游子的思念，就像风筝的线，无论飞得多高多远，另一端始终系在故乡的屋檐下。
家书未至心先愁，这愁里有担忧，有牵挂，更有深藏心底、永不褪色的爱。在这漫长的等待中，我终于明白：我等待的不仅是一封信，更是确认那片土地、那些人一切安好的消息；我书写的不仅是一些文字，更是将漂泊的灵魂暂时安放回最初的港湾。
夜更深了，信已写满三页。我在末尾郑重写下：“勿念，亦念。”封好信封，贴上邮票，明日一早它就将启程，穿越千山万水，去往那个叫做“家”的地方。
而我的心，已随这未寄出的家书，提前踏上了归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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